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视觉设计 李潇雪
提起诸葛亮，多数人第一反应是 “鞠躬尽瘁” 的千古忠臣，是运筹帷幄的一代军师。其实，他也是中国古代法治史上一位先行者。3月18日，“E法同行 清朗天府”2026年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，现场一出以《法，何以安蜀？》为主题的舞台剧，便以大众熟知的 “挥泪斩马谡” 桥段，演绎了诸葛亮的法纪严明。
记者了解到，这位治蜀多年的蜀汉丞相，已入选四川省司法厅联合四川大学课题组发布的《四川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名录》，其德法并济的治蜀理念，历经千年岁月洗礼，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历史镜鉴。
从隆中到蜀廷：法治思想的三段成长之路
诸葛亮的法治思想，始终与他的政治生涯同频生长，清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。
建安二年（公元197年），诸葛玄去世，17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躬耕读书生涯。彼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崩塌、战乱频发、民不聊生，他在遍览群书时便清醒洞察到律法对于安邦定国的核心作用，志比管仲、乐毅的他，在知识体系中格外偏重兵、法学说，初步形成了以法治军、以法治国的核心理念，完成了法治思想的早期积累与萌芽。
建安十二年（公元207年），刘备三顾茅庐，诸葛亮以《隆中对》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，自此出山辅佐刘备。此后十四年间，他将法治理念率先落地于治军实践，确立 “法令明、赏罚信” 的治军准则，以严明法度提振军队战斗力，其法治思想也在实践中进入全面发展期。
建兴元年（公元223年），刘备白帝城托孤，诸葛亮以辅政大臣身份执掌蜀汉军政大权，“政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”。直至建兴十二年病逝五丈原的十四年间，他与法正、刘巴等人共同制定蜀汉核心法典《蜀科》，亲自起草数十则科条律令，全面推进依法治蜀的系统实践，其法治思想也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。
执法佳话：罪止其身不牵连他人
诸葛亮的法治理念，从来不是纸上的条文，而是贯穿始终的执法实践，“罪止其身” 的典故便是最好的佐证。
蜀汉重臣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，建兴九年，诸葛亮兵出祁山，李严负责督办粮草运输。彼时夏秋阴雨连绵，蜀道难行，粮草运输难以为继，李严派人传话劝诸葛亮撤军，可待大军退回后，他却反口向刘禅进谗，以 “粮草充足却擅自撤军” 为由弹劾诸葛亮，试图掩盖自身罪责。诸葛亮拿出李严前后亲笔书信为证，揭穿其谎言，最终依法将李严削职为民，流放梓潼郡。
令人称道的是，诸葛亮始终坚守 “罚当其罪、罪止其身” 的原则。李严获罪，并未牵连其家人，即便《蜀科》中有连坐、族诛的条款，他终其一生也未曾使用。李严之子李丰不仅未受株连，反而依旧在朝为官，得到诸葛亮的信任与重用，最终官至朱提太守。这份严守法度又不失宽仁的执法操守，成为流传千年的法治佳话。
德法并济：跨越千年的法治智慧与当代价值
诸葛亮博采儒法众家之长，打破西汉以来 “独尊儒术” 的传统，将儒家 “仁政” 与法家 “刑政” 有机融合，构建起一套适配蜀地实际的完整法治体系，四大核心内涵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。
德法并济，注重教化。他既认同法家 “以法为本” 的核心，反对纯靠怀柔治国，又摒弃法家严刑峻法的极端，主张 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”，以律法划定行为底线，以道德教化引导民心，最终实现 “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” 的治理效果。审势立法，因地制宜。刘备入蜀之初，益州历经三年战乱，经济崩溃、制度废弛、豪强专横。诸葛亮总结前朝治乱教训，针对蜀地弊政制定《蜀科》，又出台《八务》《七戒》等规章约束官吏，以严法抑制豪强、整肃秩序，短短数年便让益州恢复生机。
赏罚严明，刑不择贵。他坚持 “赏以兴功，罚以禁奸”，无论是挥泪处决失守街亭的亲信马谡，还是依法罢黜托孤重臣李严，亦或是破格提拔有功的王平，始终以法度为唯一准绳，守住了法治的公平底线。
明晰权责，严格监督。他为执法部门厘清权责，健全监察制度，提倡 “开张圣听” 畅通忠谏之路，甚至对重大案件亲自复核，严防冤狱，以身作则维护执法公正。
这些治理智慧，与当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、推进科学立法、保障司法公正、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的法治建设方向深度契合，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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